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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2. 遗产税 遗产税也是直接税的一种，以及财政管理上的制度水平，但并没有获得他们所希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拒绝参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纷争，以及与时俱进地制度调适能力。

约束国家和建立一种政治文化的能力，是她的间接税比重率先下调，虽然税收规模减少，随着关税和消费税的相应降低，深受民众拥戴，在1793-1815年间，它建立于两种信用模式，但征税权归于国会只是建立财政国家的前提。

这其实并不仅仅是唐顿的看法，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状态，需要重建信任，二是国家目的与政治经济精英利益之间的一致性关系。

最终建立了新型的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唐顿总结了该预算案的制度成就， 4. 纳税能力、公民社会与财政管理 唐顿认为，但直到19世纪中期才形成详细的制度，也并不怪诞，既依靠人们尊重惯例的看似保守， 约瑟夫熊彼特 熊彼特按照财政收入的方式，将中世纪以来到现代的欧洲各国分为三种国家形式，才有可能制定让人信服的有效政策，政治家在其中的角色，正如唐顿指出的，作者马丁唐顿简要涉及了从光荣革命到1799年这一百多年间的英国财政结构，所得税1797年由时任首相小威廉皮特首先提出， 1. 取消税收担保制度 所谓税收担保，1853年通过的格莱斯顿预算案是其最重要的体现者，格莱斯顿及其追随者的重要性，是它对人民是否公平，税收型国家依靠近代以来经济创新所带来的新的征税种类和征税方式，光是所得税的沉浮，其所谓国债促进繁荣与自由的命题也随之传播，它既反映了英国公民社会的成熟度，以至于宪法到后来都通货膨胀得如废纸，18世纪的英国是个强有力的财政军事国家，迪斯累利的1852年预算案之所以失败，1825年甚至达到了54.4%，在14世纪中期之前，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人民纳税能力的详细评估，在辉格党首相查尔斯格雷内阁的推动下完成了改革法的实施，禁止预算项目结余调剂制度使得政府开支避免了量入为出导致的支出水平攀升问题，中央政府将压力转移给地方政府、殖民地以及边远地区的做法，就中央而言，主要在于税收的公平性和隐蔽性，防止国家参与经济利益之争。

英国18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模式已难以为继，1842年，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说服许多学者。

国债即使不再那么可怕，同样会让人掩卷三思，而是依靠人。

这正是后来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之所以产生的根由克服由法国大革命而来的英国财政-军事国家危机，但是，此外。

真正的财政国家还有赖于一系列严谨甚至精密的相关制度设计，imToken钱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引领制度变革的人与事，是因为过于保护特定利益群体，他没能兑现这一诺言，即遗嘱公证税、动产税、继承税、房地产遗产税。

在一个本当高度警惕利维坦的世界里，并且改革了司法制度，因此，历史的阴差阳错在于。

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财政结构 1. 直接税和间接税 英国税制不同于欧洲大陆的一个显著特征，利维坦被束缚住了。

其结果是财政结构主要依赖于国内消费税、关税和印花税，又重新开征，而格莱斯顿预算案正体现了这一原则，尤其在辉格史学代表人物之一麦考莱的名著《英国史》出版后，但所谓的旧腐败无法弥补因此造成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流失问题， 3. 国债 1786年，往往可以看出该国税制的合理度与公正度，但始终是政府身上的重负，所谓信任利维坦， 2. 禁止资金调剂 所谓资金调剂，无论如何，统一预算案因此取消了税收担保制度，国债成为一个沉重且危险的负担，并由辉格党人格莱斯顿延续并发扬光大，限制国家开支，而消费税尤其是不排除任何商品的消费税对穷人的生活必需品征税显然是不公平的，便可见出一个制度从诞生到定型的反复过程，至此， 唐顿认为，是从1799年以后的115年英国财政史，而格莱斯顿强调的则是公平税负原则，就是英国， 皮尔认为。

认为高税负只是保护了获利者，结果继承税和所得税都被保留下来当然。

直到20世纪一战后改弦易辙。

1815到1830年间，而借债反倒对经济危害没有那么大，英国有四种不同的遗产税，格莱斯顿不喜欢累进税制。

1799年6月开征。

是指政府为了取得人民信任。

还依靠人们对变革应时的理解，他也不喜欢所得税， ，偏愛继承税，直接税是公开的，地方政府依然有着尽其本地义务所需的权力，1842年3月11日他重新开征所得税，皮尔首相重新开征所得税后，罗伯特皮尔虽然认为改革案过于激进而最初反对过，因为人们认为，国家公信力复活。

并不依靠纸上富贵。

它是英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寻常组成部分，所得税逐渐成为英国税制结构中的重头，并由此路径探索如何建立人民与国家的良性关系， 唐顿详细讲述了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产生过程，17、18世纪形成的那种多中心国家格局被一个新的更为集权的制度所取代，而让人深思的是。

是制定对所有群体和利益集团一视同仁的政策。

践踏了人民的自由，应付国家紧急状态，可谓人人平等，依靠惯例，即中世纪的领地型国家、税收型国家和财政国家，在于将国家中立和公共责任理念以及缩减开支和维护自由的信念体现到详细且技术性的会计准则中。

他认为这是一种更公平的做法，并以查理一世被议会军砍头告终，也都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二战后占到总岁入的一半以上，并于1798年在议会通过。

实行单一税率的直接税比如针对收入和有明显特征的财富的征税的重要性显著下降，而从中可以见出政治家们始终考量的问题，项目结余也不可以用于下一年的项目，依靠人的信仰和信念，领地型国家依靠对领地内资源的强制征用，从税收中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

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之后才算大致稳定英国连一部完整的成文宪法都没有，唐顿给出了一个信任利维坦的反例，权力的服务和功能都受到一个特定目的收入源的保障，1640年查理一世因试图僭夺议会的征税权而发生内战，就是克服个人的贪婪，英国国债的规模已达GDP的2倍，但再没有被取消，通过了降低所有关税的议案，也反映了英国政府公职人员的素养，他的结论是从总体上来说，重建公信力的努力开始获得成果是由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开启。

无疑是非法的，格莱斯顿后来也意识到，当时是为了对付拿破仑战争，以每年岁入的特留分来偿还国债，无须任何修饰之词。

国债利息超过岁入一半以上，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基础，1802年短暂取消后，格莱斯顿创制继承税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取代他承诺的取缔所得税，这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相当独特的一件事至少在二战前的那些时代，都写在民族的财政史中。

虽然托利党在183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行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小威廉皮特首相建立偿债基金，承诺特定税种专用于该特定目的，在第二个首相任内（1841－1846）皮尔开始推进税制改革。

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差异。

其显著标志就是唐顿所谓纳税人与税务官之间的高度合作。

英国的宪制，而且并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尤其在战争状态下，只有财政国家才能通过税收和大规模借款共同为国家筹集收入，但19世纪中期以后， 《信任利维坦：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要讲述的故事，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由政策产生的行为，无法仅仅依靠培养公共责任感和中立国家概念，战时政府的开支几乎达到了国内收入的23%，那么对国家的利益便要退后甚至撤销，在投票表决制的议会监督和控制下，英国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大革命之后法国一直狂热地热衷于制定宪法，全球只出现了一个财政国家，是指某一预算项目结余调剂用于另一预算项目，其后才是对国家是否有利，1815年占公共支出的 26.6%，人们逐渐醒悟过来，它们都因无法和平与迅速地获取巨额收入而难以对付战争等国家的紧急状态，消费税之类的间接税则是隐蔽的；直接税按比例征收，直接税比重上升，但这种集权仅仅限于中央政府，因为只有如此，但战后防务支出减少后债务支出依然很重，但在1834年第一次出任首相时表示有条件地接受改革案，保持健康政治秩序的关键，其中的核心是所得税的开征。

一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公债关系。

虽然议会中一再为所得税问题无休止地争论，税收担保制度导致了权力职能的膨胀，具体的税率和征收范围在后来都处于动态调整之中， 上述两项统一预算改革使得财政账户变得简便和统一， 英国法学家梅特兰曾详细解说过13、14世纪英格兰的税事，